广告人、策展人、出版人、出品人……杨京岛有多个身份,但是现在杨京岛的名片上却只印着“北京银谷艺术馆馆长”的名号。和书画名家打交道,制作出版物,策划操办展览,拍摄艺术纪录片是他的日常工作。

  他坦言自己是个杂家,半生奋斗靠的并不是一项专长,更多的是人脉积累和过人情商。他说自己不是发大财的命,却经常仗义疏财。如今杨京岛已过了“知天命”的年纪。忙碌半生,抉择半生,其中苦辣酸甜让他看清许多人和事。

  穷人孩子早当家

  在位于银谷大厦顶层的银谷艺术馆馆长办公室里,《中国经营报(博客,微博)》记者见到了杨京岛。一番介绍后,杨京岛邀记者坐下,在靠近落地玻璃窗的位置,摆放着茶几茶具,他娴熟地泡上茶,指着苍茫的远处:“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西山。”

  寒暄几句,几盏茶的工夫,杨京岛才开始娓娓道来,这次他语速慢了很多。

  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这点我深有感触。”杨京岛1960年出生于海南,出生后不久即被送往北京和奶奶一起生活,因为父母不在身边,杨京岛明白自立自强的重要,早早地就很懂事。他名字中的“京”“岛”二字正是取自于北京和海南岛两个地区。他打趣地说自己既有北方的大气,又兼有南方的秀气。

  因为家境比较困难,他又不愿意问家里要钱,于是整个中学时代,他除了帮奶奶糊装药的纸袋补贴家用,几乎都在四处打零工。

  他没有上山下乡,也没有正经上学。很早便进入社会的他尝试过多种职业,渐渐发现自己的长处:为人不拘小节,做事又十分细心,并且特别会跟人打交道。

  凭着这点优势,他高中毕业后开始在建筑工地当小工,没多久就从扛水泥的工人成了钣金技术工,后来在天安门给人拍快照,再后来把流动照相摊开到了乡下,他的照相摊总是比别人火爆。后来到电话安装公司给人装电话,客单量也比别人多。

  “从来没想过靠谁,那时候谁也指不上,只能靠自己。就找一切机会赚钱生存下去。”杨京岛告诉记者。

  很早就开始闯社会让杨京岛有着超越同龄人的精明和老练,然而也染上了不少浮夸的气质。几份“糊口”的工作并没让杨京岛就此满足,反倒让他内心的欲望更强烈。

  “那个时候急于取得‘社会认同’和希望获得体面的工作,所以频繁地更换职业也摔过跟头,那时觉得输得起,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做的事情太杂,如果有个专业,能够专注下来做一件事,现在不知道会是怎样。”杨京岛若有所思地说。

  兴趣中发现事业

  杨京岛坦言自己是个杂家,擅长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。充分认识到这项优势,上世纪80年代中,他结束了频繁更换工作的颠沛状态,正式踏入传媒行业。

  “最早是在报社做广告,在挂历下面做小广告那都是我的创意,在当时广告界,不惭愧地说也算是人物。”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,杨京岛是业内颇有名号的广告人。因为做广告提成多,累积的客户资源也不少,他决定下海经商。他将创业的地点选择在了自己的故乡海南。然而他错误地估计了海南当地的广告业务量和发展速度,最后只能再回到北京。

  90年代初他一切从零开始,人也变得更务实。创立广告公司,利用在报社工作积累的广泛人脉,他很快开始运作大型广告客户的投标。

  “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汇源果汁这个品牌,那个时候我们用了7000万元中了央视的标。这还是挺让我自豪的。”杨京岛表示。

  一面为众多企业服务,一面也目睹企业兴衰。这也让他的心理产生些许变化:“抛开钱还剩什么?我真正喜欢做的又是什么?”

  在开公司之余,他开始循着自己的喜好搞副业。他喜欢老房子于是购置了几套四合院(后来周转用钱先后卖掉),喜欢名家字画于是搞收藏,喜欢吃川菜于是开了“川外川”的菜馆。

  在一番尝试后,杨京岛发现自己越来越醉心于组织各类画家笔会,在接触画家名家的同时,有不少作者都心甘情愿地将作品赠与他。有了这份信任,杨京岛一面收集积累,一面开始独立策划书画大师们的商业活动。比如,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,杨京岛请了八位知名画家,合画了一幅画作—《春风百汇 万壑同源》,“这事可是曾在《人民日报》头版登出来的”。

  他和广告圈走得越来越远,却和艺术圈走得越来越近。他开始做书画大师的电视纪录片、出书,找演艺圈里会书画的人拍节目等,越做越大,在圈内小有名气。“挺有意思的,做了不少的事。现在想想颇有成就感。但是最开始也就是个爱好。我从没想过有一天这个兴趣变成主业。”杨京岛表示。

  做人是第一位的

  杨京岛活跃于政、商、文艺界:与白雪石、吴作人、箫淑芳、邓林、邵华泽等人往来甚密。在1999年,他开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“京岛艺苑”。

  “当时海口驻京办给我一层楼,后来搬到银谷大厦,跟他们的总裁合办,也是因画结缘。”依照杨京岛当初的想法,这里是一个流动的展区。“别看我们这里地方不大,却是一个很热的艺术圈子,影协、书协、收藏协会的会长都来过。”

  眼看杨京岛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,质疑声音也来了,有人说他“说得多做得少”,有人说他“这么做还不是为赚钱”。对此,杨京岛总是一笑置之。

  “也许是上年纪了,开始想留点东西在这世上。”杨京岛说。

  “那个时候为了拍《今日中国》纪录片,我们走了将近20多个地方,我是总策划和制片人。当时为了凑300多万元救急,卖了自己位于辟才胡同的一个四合院。现在要是留着可值了钱了,这事儿真不能提。”杨京岛摆摆手。

  杨京岛告诉记者,这些片子后来在央视播出反响不错,但是拍这些片子其实都不赚钱,而且有些还是自掏腰包,为的是能出好作品。

  他眼光独到,重视人脉积累,通过磨炼和积累,在政商文艺界游刃有余,另外他曾服务于企业,这令他更了解企业需要什么,以及寻找和文化艺术的结合点。

  杨京岛从不否认自己的经营思路:包括DVD、印刷品等后期版权未来也是财富。另外踏准国家对于文化创业产业的支持的步调,杨京岛声名远播,而书画家也更信任他。由于他的好人缘,现在艺术馆内的过半藏品是画家自己送来的。

  在与艺术家的交往中,他特别提到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林,“靠谱”“会来事儿”是她对杨京岛的评价。“这些人看的不是你多有钱,而是看这个人怎么样,在交往中慢慢取得对方的信任。现在我的艺术馆独家代理邓林的画作。”杨京岛说。

  现在他最常在儿女耳旁念叨的是 “先做人,后做事”。他说:“有多少财富留给孩子们也没用,教会他们做人始终是第一位的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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